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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

作者:欧舸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03-10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

(乐山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摘 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的保护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为更好地体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及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加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如何保障及体现,相关的诉讼权利如何实现,即为文章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 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的保护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1996 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被害人纳入当事人的范围,并赋予其与其他当事人同等的诉讼地位,而在 2012 314日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不仅对被害人的权利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并且明确提出,刑事被害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享有当事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同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强调赋予广泛的公民权利,通过法律保障人权,新刑事诉讼法顺应法治发展大趋势,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条文。但是,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仍存在着不足。公诉机关的主体地位和公权力使得被害人自身难以对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产生实质影响,明显处于被动地位,缺乏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特性。为更好地体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及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加强被害人诉讼地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诉讼地位及权利的概述

(一)诉讼主体的界定

当前关于刑事诉讼主体的定义主要有三种学说。一类是权利义务说,认为“诉讼主体是指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参与一定的诉讼活动,依照刑事诉讼法享有一定权利,履行一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和个人”,若以该观点界定,被害人则可以与控、辩、审三方一起纳入“主体”行列,但很明显该学说泛化了主体的范围,被害人并没有享有对其他主体所对等的权利;另一类是地位作用说,将诉讼主体定义为“凡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并对刑事诉讼的产生、发展和结局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机关和个人”,这里仅“决定性作用”一词便可将被害人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此外还包括诉讼职能说,认为“凡是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辩护、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是刑事诉讼主体”,这一学说亦明显未将被害人纳入其中。

综合各种学说观点之利弊,个人认为可将诉讼主体定义为“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承担一定的基本诉讼职能并对诉讼进行起决定影响作用的组织或个人”。 若将被害人放入此标准, 便会发现刑事被害人并不具有当然的诉讼主体地位。首先承认,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并赋予其一定的诉讼职能。但作为当事人,被害人其实并不能对诉讼过程有直接的决定作用,甚至仅仅是“享有一定权利的局外人”。

(二)诉讼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诉讼主体权利及地位的表现)

在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只能是公安司法机关和除被害人以外的当事人(这里的当事人只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不包括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对诉讼过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如人民法院是唯一有权审理并定罪量刑的专门机关,其主导的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最重要的阶段;人民检察院可对立案、侦查、审判和生效裁判的执行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全程法律监督;公安机关所负责的侦查活动是检察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审判的前提和基础。除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外,不得不提与被害人相对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其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一,可通过积极主动的防御活动与追诉一方展开抗辩,并对裁判一方施加积极影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仅是辩护职能的行使者,而且在诉讼中享有许多重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对象,若其死亡,刑事诉讼活动也即告终止。

(三)现行法律中关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对被害人的权利做了进一步完善的规定,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被害人除享有一些其他当事人所共有的诉讼权利之外,也享有特定的一些权利:举报、控告权、申请回避权、平等参加庭审的权利、获知鉴定结论的权利、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审查起诉阶段向检察机关陈述意见的权利、对不起诉决定进行申诉、起诉的权利、提请公诉机关抗诉的权利、申请再审的权利等。但现行法律所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和地位是不充分的。按照近现代刑事诉讼国家追诉理论,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必然会限制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弱化了被害人诉讼中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保障人权”纳入条款中,其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则理应将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且与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被害人纳入“保障人权”的范畴,以主体的角色对待。

刑事诉讼模式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影响

(一)职权主义模式

职权主义模式继承了纠问式诉讼的某些特征,是指在诉讼活动中,法官依其职权控制和主导整个过程,不仅有权组织诉讼活动和直接询问当事人,并且具有主动调查证据的权利。注重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避免受到控辩双方高超的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的影响,进而混淆案件事实造成不利的诉讼结果,体现了国家在处理刑事诉讼案件上的主动干预原则。

(二)当事人主义模式

与职权主义模式相比,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完全采用的是另一种模式,整个诉讼过程由当事人主导,并且负责证据的调查、准备、提出、和证据价值的陈述工作,法官仅处于消极的中立的裁判者地位且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目的在于通过最大限度发挥辩方的作用,以达到限制公权力和揭示案件真相。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及其律师掌握着诉讼的进程和发展,其法庭技巧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判结果,美国学者杰克伯形容到“几乎开庭过程的每一个方面都反映律师的倾向,虽然法官穿着代表国家权威的长袍,但事实上他们在美国的法庭上常常成了

律师策略下的人质”。

(三)两种模式对被害人权利的影响

职权主义模式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区别,简单来说即是对诉讼过程及结果的主导性影响取决于哪一方。但就两种模式对被害人权利的影响而言,因为职权主义模式和当事人主义模式都是现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典型代表,所以基于现代刑事诉讼公诉垄断的趋势,两者虽在被害人权利具体规定方面有所不同,但都会受到国家追诉主义的影响,被害人的权利是相对受限的。

也就是说两种诉讼模式下,被害人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比较,并没有较优势的权利,当然谈不上完整的诉讼主体地位。一些国家会为了保护被害人而制定专门的法律,但将被害人作为完整的诉讼主体会与现代刑事诉讼追诉理论相冲突,使得在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对抗力量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控方必然包含享有国家公权力的公诉方,也直接涵盖了被害人一方的控诉意愿及行为。这样的力量对比,在诉讼结构上是不公平的。“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最能彰显被害人的权利表达,但这种方式造成的弱肉强食、野蛮残忍是难以被现代文明社会接受的。随着国家公权力(公诉权、审判权)的介入,国家可以帮助甚至代替被害人对加害人进行惩罚,被害人的诸多诉求可以借助国家公权力的运行来实现,但同时,国家这种理性而有节制的惩罚体系也就取代了被害人随心所欲的报复行为”。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地位及权利问题

(一)立案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特有的权力和职责,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立案权。从刑事诉讼的任务和意义来看,由专门机关立案是对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体现,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从被害人的角度看,被害人仅享有控告、报案的权利及请求立案监督权,但对于是否立案却不需其意思表示,因此,被害人对刑事程序的启动而言并不是最关键的。国家追诉理论下,公权力机关立案与否不取决于被害人的意志。有以下三种可能会影响被害人维护权益的情况:

一是在实践中,一些公安司法机关为了片面追求破案率,对复杂的案件不予立案,或者是先破后立,直接影响了被害人在该过程中的权利的实现。

二是我国的立案程序是将有关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的材料交给公安司法机关,然后再由其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确认符合条件(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符合管辖的规定)后才予以立案,但是,若过于追求程序的形式而拖延了时间,则极有可能导致被害人受到的侵害进一步扩大。

三是被害人不愿立案的情形,对于敏感性案件,如强奸案,被害人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在与加害人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愿再将次事件公之于众,亦不愿他人知晓或是参与,但相关机关依其职权立案则是对被害人的意志的忽略。

(二)侦查

在侦查阶段,修改后刑诉法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了被害人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对鉴定结论的知情权、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权利。不可否认,法律赋予了被害人一定的权利,使其得到了寻求法律保护、寻求公正处理的机会,但是,出于对自身的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显得极为微弱。

1.询问被害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25 条的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程序。将被害人等同于一般证人,从提法上就没有体现出被害人应有的诉讼地位。被害人作为案件是实际经历者,是了解案件事实的最主要的人,其陈述的确是法定证据的重要来源。但是,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直接遭受侵害的人,是个特殊的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内会产生恐惧、痛苦、怨恨等情绪反应,心理脆弱敏感,在询问过程中更容易受到不良影响,而在此过程中被害人的地位与证人无异,并不能起到对被害人的保护作用。此外,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有作证的义务,即侦查人员传唤被害人做陈诉,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在取证环节上,调查次数、询问方式、涉及隐私的问题等方面均没有详细的规定,可能出现对被害人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使得被害人极易遭受第二次伤害。

2.和解中的赔偿问题。侦查过程中,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均可由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合议,一方面既可以使加害人受到惩罚,也可以让被害人获得合理的补偿。但是,双方的合意中涉及的赔偿问题却得不到法律强制力的保障,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判决的效力,因而和解中的赔偿问题有待完善。

(三)起诉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对原刑诉法第九十八条进行了补充:“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可以看出,被害人的权利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公平正义,应当包含所有人,法律在加大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同时,也应当注意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内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但并未规定相关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被害人,法律援助显得极为重要,此外,在自诉案件中,诉讼费用及证据的收集,是自诉人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法律援助的缺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害人的利益诉求。

(四)审判

1.被害人与被告人相比较。在当前立法和学者主张来看, 大部分倾向于保护被告人, 在被告人与公权力的“对峙”关系来看,这点不可置否。但是,被害人作为利益受到损害并有获得补偿的期待一方,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与被告人相对等的地位。虽然刑事诉讼法中也提出被害人享有参加法庭审理权,并扩大了在审理过程中的权利,但也远远不够。如从上诉权的方面来看,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有直接上诉的权利,被告人的辩护人、近亲属有代位上诉的权利,并且在提出上诉的理由方面没有规定任何限制, 只要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不论理由是否充分, 均应允许。但是对于被害人一方,却没有赋予其上诉的权利,而是“请求抗诉的权利,或者在判决生效后有申诉的权利”,被害人权利的行使并不直接,通常是通过公诉方来代为表达,而诉权的完整性直接影响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2.被害人与公诉机关相比较。公诉机关作为推进案件进程的权利机关,在审判阶段也是主导地位。而正因公诉机关的强大地位,直接削弱了被害人的权利。理论上规定公诉人是被害人的“代理人”, 但也因此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变得“间接性”。从目前来看,被害人虽有参与权,但审判过程结果并不会以其意志作为转移,更多的是注重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对犯罪人的合理惩处上的平衡。

3.被害人与证人相比较。虽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与其他证人均有作证的义务,但被害人并没有与其他证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如作证费用的适当补助,虽然被害人是为自身利益而出庭作证,但既然与证人履行同样的义务,那么有理由获得同样的权利。

(五)执行

对于被害人来说,大多数都希望获得物质赔偿以弥补侵害,而在实践中,在没有破案、犯罪人无力赔偿、社会保险缺失等情况下,被害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无法得到弥补。即使加害人有偿付能力,但因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并不包括精神损害,只针对直接损失,故可能得到法庭确认的赔偿只是杯水车薪。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刑事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远远超过民事方面,应当充分考虑精神损害的抚慰性、弥补性,在此方面适当地作出规定。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被害人的保护总体问题

(一)权利行使的滞后性

新刑诉明确赋予了被害人较旧刑诉更为可行性的权利。为保障被害人向检察院陈述意见的权利,新刑诉法增加规定,检察机关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时,必须记录在案,对于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交书面意见的,必须附卷。此外,新刑诉法还进一步赋予被害人在法庭审理中有权申请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从而更好地保障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相关权利。一方面具有很明显的进步性,但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仍局限于控告权、 申请复议权和申诉权等一些补救性权利, 被害人权利的行使, 大多数仍处在事后阶段,对刑事诉讼过程的影响明显不足。

(二)被害人隐私权保护

作为被侵害的一方,应当有权利对自身隐私享受不被曝光的权利。一方面,在国家相关机关参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使被害人公之于众,调查询问环节就极易伤害到被害人的隐私,特别是在涉及妇女儿童的案件中,影响的扩大极有可能致使被害人的心理负担加重;另一个方面,媒体的参与更容易使得被害人毫无隐私可言,如当前的李天一案件,被害人的个人信息极为详细的被公布在网络中,不但没有做到对被害人的保护,甚至会导致后续结果更为严重的发生。

(三)对被害人的保护

在诉讼过程中,一经立案便应做好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工作,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家属对被害人一方的威胁、侵害行为屡见不鲜。在对被害人保护的范围,应当适当地根据合理判断扩大,避免侵害的再次发生。

(四)诉讼代理人权限有待完善

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在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方面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对等, 推及至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应享有与辩护人对等的诉讼权利和同等的诉讼地位。但是,修改后的刑诉法仍存在明显的疏漏。在辩护人方面,系统、完善、具体的规定了其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而关于诉讼代理人的规定仅限于要求回避及其复议权、 对司法机关阻碍其诉讼权利行使的申诉及控告权、 及时获得判决书权、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等权利。可以看出,新刑事诉讼法仍没有详细述及诉讼代理人的权限,且诉讼代理人介入诉讼的时间明显滞后于辩护律师、 诉讼代理人没有查阅案卷材料的当然权利。而诉讼代理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定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会使得被害人一方维权方面存在缺陷。

(五)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并非被害人的代表

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却并不是控方检察机关所代表,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其任务更多的体现在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维护之上,虽在理论上代表被害人,但由于公诉人所处地位和被害人本身意志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并非是被害人个人的代表者。但是,在被害人无能力无条件进行自诉的情况下,公诉案件中也无法找到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这对于被害人获得补偿的愿望则是无从谈起。

(六) 国家救济有待完善

面对被害人无法得到赔偿的情况,判决中关于民事赔偿的部分变成一纸空文。国家救济尚不足以满足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合理请求,也是当前被害人权利不能得以充分体现的重要原因。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也会对司法产生不满,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法制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对被害人保护的框架性建议

(一)是否将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

从刑事诉讼本身来看,重在通过公权力来打击犯罪行为以维护公共利益,并且,站在被告人的角度,检察机关作为追诉机关,已经是强大的对手,倘若将被害人列为指控方,那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中各方关系发生“质”的变化,将被害人列为诉讼主体,还是需要进一步斟酌。

(二)是否单独提出被害人所享有的与诉讼主体相适应的权利

若无法从主体地位来保护被害人,则应当从权利的角度入手,寻求被害人保护的最佳途径。赋予被害人部分与诉讼主体相对等的权利,首先可从诉权的完整性进行考虑,是被害人能够直接的享有合法权利。

(三)救助制度的建立

纵观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以给被害人救助为目的进行了立法,在我国少数城市如青岛、台州在此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全国范围的权威立法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建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极为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关注民生的理念。可从救助的对象和范围、申请救助的程序、救助补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救助资金来源及监督管理、监督及国家的代位求偿权方面出发,对救助制度进行立法,进一步完善对被害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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